原检察官张飚成为中央政法委发文通知要求全体政法机关和公安干警学习的“生动教材”，“女神探”聂海芬再次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位通过突审张氏叔侄获得“无懈可击的铁证”、差点将两名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的女警官，在著名的张氏叔侄冤案纠错之后迅速淡出舆论的视线。即便这一年多来公众舆论一次次叩门问责，聂海芬依然毫发无损。

    身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包括全国三八红旗手、2次三等功、省刑侦行家等在内的满身荣誉，是与她身后主办牵头的350余起杭州市区重特大案件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审判处死刑的占了绝大部分。当然，也包括了后来被新疆石河子市监所检察官偶然发现、并历经曲折伸张了正义的冤案主人公张氏叔侄二人。

    张飚因张氏叔侄案去年入选央视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对于7年前因同一案件被央视封为“浙江神探之无懈可击聂海芬”，整个就是一场法治、舆论、荣誉的整体颠覆。但是，被真相所颠覆了的神探聂海芬，职务没倒，三八的红旗也没倒。同一个政法系统内错乱的价值观、荣誉观和是非观，令关注这起事件的人们的三观感受无比凌乱。因此，在张氏叔侄身上占尽了风光的聂海芬何去何从，考验的不是民众与执法机构之间谁比谁的记性好，而是后者这个顶着“公平正义”天平的部门，能否在事关自身队伍违法问题上，拿出应有的公平正义武器。

    无疑，中国政法系统和公安队伍，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最缺的典型不是聂海芬式的神探，而是原检察官张飚这样有正义、有良知的典范。但尴尬的是，张飚的旗帜树得越高，聂海芬的旗帜就越容易被人惦记。一个求真相，一个造冤案，众目睽睽之下，两面旗帜不可能同时都竖着。所以，拖了整整一年的女神探追责终于启动。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对媒体表示，调查组将对“二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

     朱巧湘强调，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

       如果我们放下时过境迁法不责众、人人过关个个有责的官方对民意的交差之虞，那么，未来对聂海芬的调查问责，确实应该放在整个冤案的其中一环去考量。这么大一个冤案，公、检、法三个部门，只要有一个环节哪怕稍微有些警觉，有一个部门对其中的另一个部门敢于给个质疑，“女神探”的功就没那么好记，张氏叔侄的青春就不会这么白白给耽误。  

    但是，整体查、全部查，并不是哪级机关出来道个歉、哪个部门作个内部处理，就向社会能够交待得过去的。张氏叔侄冤案，将本应是一片公下正义净土的公检法司系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将公安机关罔顾事实的急功近利办案、司法机关面对命案“亲如一家”、社会法律监督“泼水不进”的弊病，一览无遗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此案与“于英生杀妻案”等众多冤假错案一起，让中国司法的公信力已经受到重创，倘若面对如此影响恶劣的冤案，依然罚酒三杯、各拍几板，不仅因为对造成冤案的责任主体呵护有加而难以起到警示效果，更会因此而丧失民众对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信心。

    原检察官张飚从2007年开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7年时间5次跨省反映案件疑点，直到退休之后，冤案才得以纠正，张氏叔侄所要的公平正义才得以伸张，此中艰辛不言而喻，张氏叔侄所受的冤屈可想而知。

    但是，熟知这个冤案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人们心里明白，冤案洗白，得益的不是法治的主动纠错，也不是此前与办案相关的哪个部门哪个成员良心发现，而是张氏兄弟不依不饶的死磕，是石河子监所检察官张飚的死缠，是媒体和舆论紧盯不放的死打。如果说张氏冤案最后的结果是司法机关还公平正义的一片清明，不如说是被动挨磕之后的无路可走。因此，张氏叔侄最后的清白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整个经手此案的办案机关，无法推却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女神探”聂海芬，是张氏叔侄冤案问责绕不过去的头道坎。作为公安队伍办案的一面旗帜，有着神话般光环的“女神探”，这面旗帜是树着还是倒下，考验的是公安和司法机关重塑天平形象、法治形象的诚意和决心。它是整个冤案追责的一个风向标，要么倒下，要么树着。公众盯着聂树芬，其实是盯着执法机关告别糊涂案的诚意度。因此，对于政法机关来说，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场考验。要么以断指之痛展示公平正义的决心，要么打个呵呵错失重塑形象的机会。

    张飚如果“是各级政法机关和全体干警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那么，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反面的教材不用找了，“女神探”聂海芬就是一个身边的典型。无论对这个群体还是百姓民众来说，说张氏叔侄，说模范张飚，谁都会惦记起聂海芬这个绕不开的名字。她和她一起经手办理冤案的这支团队中的责任人，如果在问责中轻松过关，那么，张飚这个教材再生动，也会被打折扣。